又是一年高考季，随着高考成绩与分数线的陆续公布，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欢喜也好，忧愁也罢，分数引起的激烈情绪过不了多久就会消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以后，该去哪儿？

对于菏泽市考上的同学来说，这个问题是以高考志愿填报的形式抛出的。似乎它才是真正的高考压轴题，姗姗来迟但扣人心弦，更重要的是，做不好这一题，前面的努力就葬送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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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五花八门的志愿，不知道该选什么是正常的，但我发现，这种不确定与犹疑，在菏泽农村家庭中被放大到了极致。

表妹也是今年高考，他们一家是典型的菏泽农村务工家庭，舅舅和舅妈都是工厂里的制衣工人，打拼半生，受了不少没文化的苦，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辈的身上，孩子考上大学不仅可以为他们争一口气，还可以确保以后不用再像他们一样从事辛苦的体力活。

为了更好地照顾或者说督促表妹学习，原先在青岛打工的他们还带着两台缝纫机，咬咬牙回到家乡开始自谋生计，这样就可以在表妹就读的中学旁租房子陪读，方便照顾孩子的起居，也能够更好地督促孩子学习。

终于，他们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表妹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将近600分的高考成绩，远超我们当地的一本线。但是，还来不及高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摆在了舅舅一家人面前：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具体来说，就是不知道这个分数，去哪所大学的哪个专业最好。

家里亲戚的孩子中考上大学的不多，我是仅有的几个之一，现在也还在高校就读，所以理所当然的，关于表妹填报志愿的事，他们也不时会问我一些问题，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农村学子在填报志愿时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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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表妹一样的大部分菏泽农村学子来说，无疑，高考是走向城市、实现阶层跃升的唯一一条路。尽管对于高考公平性的质疑声向来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在各种资本、利益的裹挟之下，它确实已经是最为公平的一种筛选模式，至少，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于是一直以来，家长、学校都在向考生强调分数的重要性，但对同样起决定性作用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却重视不足。当分数尘埃落定之后，选择的时刻到来之时，往往是赶鸭子上架，人云亦云中匆忙几笔就定下了考生未来的走向。

在面临志愿选择之前，大部分学子都在为一个更好的分数兢兢业业地努力，农村学子尤其如此。这一代的父母也不同往日，大都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思想。最终如愿拿到一个满意的分数之后，家长和孩子却往往在这个节点失了措，如果考生此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儿，选志愿这个过程就尤其煎熬。

当然，填报志愿时选择困难这个问题，所有没有既定目标的考生都或多或少会遇到，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农村学子呢？

因为在这一群体中，这个问题是相对突出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

多年来，大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地区考核方式、分数差异所导致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上，殊不知，不仅仅是“分数决定命运“，选择也同样能够决定命运。

早在零几年就有学者针对农村考生高考志愿选择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分层导致农民阶层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相对匮乏，而这些资源的匮乏又将直接限制农村考生在升学机会面前选择的视域范围。由此，相比于城市学子，农村学子普遍更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分数实现专业与院校的最优选择，甚至“高分低报”以至于“高分低录”，无形中错失了一些更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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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首先，是经济能力限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经济能力的差异导致了阶层的分化，对于考生来说，父母的职业声望、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所处社会阶层的高低，处在越高的社会阶层，坐拥的社会资本就越多，所获悉的高校招生或者志愿选择方面的相关信息也就越多。

信息技术时代，自然是信息主导一切，在高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的助力下，考生一方面能够在填报志愿时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专业录取“内幕”，提升自身志愿录取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了解各专业未来就业行情，做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最优选择。

而反观出生于农村的寒门学子，他们的父母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在孩子填报志愿时很难有机会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自身也缺乏足够的知识阅历来引导孩子做出正确选择，最终的结果大多就是凭借之前的固有印象或者旁人的随口游说选择所谓的“热门专业”。

其次，是前期教育缺席导致的选择视野受限。

步入社会前个人的观念养成更多取决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和社会教育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所形成的观念又具象化为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决定着我们的处世态度与处世方式。高考的志愿选择正是考生思想价值观念的生动体现，在面临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头，考生大多基于自身从小养成的价值观念做出最后的决定。

农村家庭的父母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教育期望并不具备清晰的概念，只一句“出人头地“即可概括，在这种不甚明晰的教育模式的主导下，农村家庭的父母并不注重孩子的阅历提升，致使农村学子在高考前对世界的认知大多依赖于学校的教育与自身对周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感知。而农村的学校教育也大多唯分数是论，排课上大多只有高考指定的相关课程，较少素质拓展提升方面的课程。

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认知显然是局限的，最终在高考志愿选择中也有所体现，比如，面对五花八门的专业名称，考生要么就是看哪个名字高大上就选哪个，要么就是根据自己此前对某个行业的大致印象选择“看起来相关”的专业，“一名定终身”的悲剧大都源于此时的视野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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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事实上就是一场信息存量和价值观念主导的偏好博弈。考生和家长基于自身所了解的信息，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做出符合自身短期偏好的选择。选择志愿只在一瞬，但这个瞬间牵涉到家长和孩子的文化价值层次，牵涉到考生自小成长的教育环境与周边社会环境，也牵涉到整个的城乡教育观念差异和社会阶层分化问题。

在过去的这些年，针对高考的改革从不间断，日益复杂并且严苛的高考制度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缩小城乡教育差异，但教育公平的实现依然有很大一段路要走。

目前的教育现状，依然如2017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接受采访时所言，像他这种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享受的条件决定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比农村孩子走更多捷径。熊轩昂的话更多地指出了家庭所处阶层差异对孩子整个教育阶段的影响，而高考志愿选择则是把这一影响的层级推向了最高潮。

无疑，高考是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的最有效方式，作为门槛的高考志愿选择尤其不应成为家庭资本的竞争。高考分数的一视同仁也不意味着绝对公平，如何切实地缩小城乡学子观念、视野上的差距才应该是今后教育改革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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